怀着对这项“神服务”的好奇，韩国记者还在中国特地体验了一番。据《中央日报》报道，4日晚，韩国记者办公室所在的北京市中心建国门一带，记者尝试使用了该软件。建国门这附近还不算娱乐区域，但在半径400米以内地图上跳出10名代喝人的位置。记者在点击其中一名代喝人后立即弹出他的自我介绍——“奥运会金牌级喝酒选手”，“酒量是白酒两瓶、啤酒一箱”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沈阳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坚决防止疫情蔓延扩散》“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％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如家庭成员、老师、教练等，“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，是敬畏的对象，再对其威逼利诱，报警可能性更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