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们家现在是要求赔偿40万，我们已经垫付了医药费，一共是16000元，最多再赔偿1万到2万元。”幼稚园园长刘媛表示，幼稚园确实是有责任，但是对方不能狮子大开口，要么就是等伤残鉴定，走司法途径解决。“他们说孩子被打了嘴巴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没有发生过。”

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，情况就更糟糕了，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“隐私已经终结”。你看，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，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；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；计算机的发明，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；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，也在于此。

《如何"管"好养老服务,让老人安享晚年?民政部回应》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